文／許劍虹
很多台灣人發現，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本質上根本是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而已。
不論是否同情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從大多數台灣青年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不分族群積極協助日軍進攻盟軍來看，不難發現這些台灣人在經歷了「皇民化運動」軍國主義教育洗腦後，似乎完全相信「大東亞戰爭」神話，認為是為了解放亞洲民族而戰，打起歐美軍人當然毫不留情。
同胞受難血濃於水
然而，日軍占領菲律賓後，對盟軍戰俘還有當地老百姓各種殘酷與暴虐行為，動搖許多台灣人對「大東亞共榮圈」的信心。童年時代跟著開婦產科的父親黃純儒，一起定居馬尼拉的台南人黃東昇，目睹日本占領軍強迫美菲聯軍戰俘遊街示眾。
當時不到7歲的黃東昇，印象最深刻的是「被解放」的菲人，對待昔日「壓迫者」的態度，他回憶：「他們看起來都非常憔悴、疲倦無力。日本軍人騎馬趕這些戰俘，拿鞭子打那些走得慢的人。街道兩邊站滿菲律賓民眾，他們同情白人戰俘，爭先恐後拿水及冰淇淋給他們吃。當時我是6、7歲的小孩，也覺得這些騎馬的日本軍人實在很沒人道。」
在菲律賓的台灣人，最無法忍受的，可能是目睹許多同文同種的華僑，不僅沒被當成「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分子看待，還遭受各種針對性與歧視性政策，甚至隨時隨地被憲兵隊懷疑是「抗日分子」而逮捕，輕者遭受各式各樣拷問、刑求與虐待後獲釋，重者小命不保。
光是在1942年4月15日這一天，由台人張海籐配合日本憲兵隊誘捕的42名僑領中，就有包括中西學校校長顏文初、《商報》總經理于以同、國民黨代表吳九如、共產黨代表洪清機，還有5名「華僑抗敵後援委員會」的積極活動分子，被雙手反綁帶到馬尼拉郊外的華僑義山，同8名不願意效忠汪精衛政權的國民政府外交官，一起遭到殺害。
在第14軍安排下，越來越多抵達菲律賓戰場的台籍日本兵，由於語言與文化上的優勢，分別進入憲兵隊以及軍政監部兩大情治機關服務，主要任務是與立場親汪精衛政權的「華僑協會」合作，滲透華人團體蒐集包括名冊、報章與雜誌在內，一切有利於日軍掌握僑社動態的情報與訊息。
許多台籍日本兵的工作是協助憲兵隊，看管遭到拘禁的華僑抗日人士，對於日本人如何虐待與刑求中國人，比外界更詳細了解，這樣不斷看著同樣講閩南語的同胞，慘遭羞辱與壓迫，久而久之也會對長官的行為產生厭惡，進而質疑起這場「大東亞戰爭」的正當性。
慢慢的，台籍日本兵對待華僑抗日運動的態度，便從原來的積極鎮壓，轉變成消極應對，現任菲律賓血幹團總團部常務理事蔡慶華指出，當年在馬尼拉街頭發抗日文宣的愛國華僑，常常遭遇穿著日本制服的人阻止，如果是日本軍人，下場大概是直接刺死，如果是台灣人，就非常可能被偷偷放走。
前僑選立委蔡文曲，童年時是提著菜籃在街上發放《丹心半月刊》等抗日宣傳品的血幹團成員，這位老前輩向蔡慶華透露，有一次執行任務時，不巧被一個日本兵撞見，出乎意料，對方不過是象徵性在他腦袋後方拍了兩下，拿起籃子裡的印刷品離去，臨走前還不忘以閩南語念了一句「你不怕死喔。」
從這兩段敘述中不難發現，夾在「精神祖國」日本與「文化祖國」中國之間的台灣人，看到太多同是閩南人的華僑抗日志士遭到殘忍殺害，已對所謂「大東亞戰爭」的信仰產生動搖，許多台籍日軍開始以各種消極手段，抵制上級交代的任務，這是當年菲華抵抗運動得以蔓延的一個重要因素。
根據菲律賓華僑義勇軍同志會總會常務理事蔡自然回憶，有位沒參加抵抗運動，莫名其妙被日本憲兵隊抓起來審問的華僑，因遭嚴刑逼供，隨口栽贓另一華僑為抗日分子，導致對方與自己一同面臨處決命運，所幸一位台灣籍翻譯，藉由偷聽到兩人的閩南語對話，及時判斷出他們只是尋常百姓後，成功說服日軍高層將2人釋放。
日軍獸行罄竹難書
占領軍嚴厲取締華人抵抗運動同時，也對普遍親美的菲律賓人打從心底不信任，對同樣被懷疑是抗日分子者，施以近乎變態的羞辱與折磨，令很多台灣人發現，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本質上根本是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而已。所謂從「西方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亞洲人的說法，不過是一場騙局。
黃東昇父親的朋友黃東華，在日本憲兵隊任職翻譯官，曾經當著他的面協助日本人審訊一位菲律賓少年，他回憶：「他們在客廳詢問，少年犯兩手反綁跪在地板，黃氏將他口述之英語翻譯成日語，憲兵每次問一個問題，就拿拖鞋毆打少年面頰侮辱此少年。」
正是因為從小與父母一起體驗過日軍占領下的菲律賓生活，而且結交了不少華僑友人，黃東昇坦承對二戰期間的日本，實在沒有什麼好感，他指出：「日本軍人及憲兵在馬尼拉對待當地巿民非常刻薄、殘忍，特別是對待菲律賓人有如畜生。戰時日本軍人之野獸行為，在東南亞到處的表現，應該眾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