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安迪 2014年10月31日
台湾台北——游行队伍挥舞着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彩虹旗和条幅，从台湾总统府出发，一路引起了旁观者的欢呼与喝彩。
已经连续举办13年的台湾同志游行队伍于周六挤满了台北街道，以一种喧闹和随性的方式，展示台湾在多党民主制代替戒严法和威权统治之后的20年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但是，当人群中冒出一面马来西亚旗帜或者一群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日本舞者时，欢呼声才达到了高潮，因为他们来自相对不那么开放的地区。将一张北京同志中心的自制海报举过头顶的杨震(James Yang)几乎难以顺着游行路线前行，因为许多陌生人都想站在他身旁照相。
“我曾经参加过纽约、圣迭戈和洛杉矶的同志游行，但是这次活动尤其令我激动，”39岁的杨震说。他是北京同志中心的发展负责人。“这真的很激动人心，但同时，这种强劲的支持又让我想起了我们中国大陆是多么落后。”
此时，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正在纷纷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亚洲各地的同性恋权益倡导者仍然在为了得到基本保护而努力。
文莱制定了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规定同性恋关系为非法行为；上个月，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保守派议员通过了一条法令，要对同性性行为处以100下鞭刑；周三，新加坡最高法院确认，对公开或私下做出“恶心猥亵”行为的人判刑两年的法规符合宪法。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表现阴柔的男孩会被送去训练营，以重新塑造他们的行为举止。
当提到亚洲的同性恋权益时，台湾的情况截然不同。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士兵可以在军队服役，而且教育部还要求在教科书中加入倡导人们尊重同性恋的内容。近年来，台湾议员通过了保护同性恋的相关规定，其中一条法规禁止人们在工作场所歧视同性恋。
有人已向台湾立法机构提交了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但是它仍然面临着基督教活动人士以及他们在执政党国民党内的盟友的强烈反对。
“对于亚洲大部分地区而言，台湾能够鼓舞人心，”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亚洲与太平洋岛屿部门负责人格蕾丝·普尔(Grace Poore)说。“他们要领先邻国很多。”
由于有活跃的媒体、众多草根组织，以及强劲有力——虽说有时颇为喧闹——的民主制度，这座自治岛屿成为了亚洲自由派政治行动主义的灯塔。台湾的环境运动已经崛起为一支强大的选举势力。今年4月，反对原子能的人士成功叫停了龙门核电站的建设，尽管最后可能会通过公投来决定这座核电站的命运。
目前已占领香港街道逾一个月的民主倡导人士对今年早些时候占领立法院的台湾学生抗议者所使用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当时，这些学生希望阻止通过一项贸易协议。他们称，该协议可能会使台湾在中国大陆的压力面前不堪一击。后者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我们台湾其实人口不多，但这一方面影响力还蛮大的，”来自反对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尤美女(Yu Meinu)说。“可以说台湾在言论自由这一块做得还是比其他地方要好。”
两年前将台湾首个婚姻平等法引入立法院的尤美女表示，台湾最大的一项优点，就是有蓬勃发展的众多社会团体。“我们很多改革都是由下而上，而不是政府一个命令，”她说。“在有一些事件不公平正义的时候，社会上有很多人能够站出来，这样声音才能出来。”
但是，同性婚姻遭遇的不断反对突显了自由派行动主义的局限性。去年12月，就在同志游行队伍周末聚集的同一地点，约有15万人集会反对相关立法。
统一教(Unification Church)台湾总会副会长、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领袖闵代玺表示，同性婚姻对传统家庭造成威胁。他说，“他们现在想要修正的这个东西……会对我们社会一些基本的、传统的家庭概念冲击很大。”
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执行长许秀文(Victoria Hsu)承认，推动同性婚姻的运动遭到了强烈反对。
但她表示，竞选台北市长的三名主要候选人均表达了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这让她倍受鼓舞。自1988年以来，每一任总统都曾担任过台北市长。在她看来，他们的支持意味着，同性婚姻合法化只是时间问题。她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过去一年开展的几次民意调查发现，超过50%的台湾民众支持同性婚姻。
在很大程度上，台湾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而这两种信仰没有多少抵制同性恋的教义。台湾共有2300万人口，虽然基督教徒所占的比例不到5%，但他们筑起了反对的壁垒。“台湾人真的很宽容，”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的普尔说。“在这里，同性恋者在公共场合表现亲昵时不用担心遭到暴力对待。”
除了众多酒吧、夜店及同志书店外，热门景点还包括一座供奉兔儿神的道家寺庙——原型是18世纪清朝的一名据称为同性恋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兔儿神已经成为那些寻求好运的同性恋敬拜者的守护神。
不过，在很多方面，台湾依然是一个被重视家庭及子嗣生育的儒家孝道观念束缚的传统社会。周六，34岁的化学工程师埃德加·张(Edgar Chang)戴着镶有水钻的冕妆头饰和羽毛围巾参加了同志游行，他表示自己已向朋友坦白，但还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自己有一个男朋友，两人已经交往了三年。“我觉得他们不会跟我断绝关系，但话说回来，我想这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抱孙子。”
自2003年以来，台湾同志游行走过了很长的道路。起初一些参与者会戴着面具隐瞒身份。游行组织者之一、37岁的艾伯特·杨(Albert Yang)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游行开始时只有很少参与者，他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很多人不是一开始加入的，但就是在路上你会看他们慢慢这样加进来。等到最后集合点的时候，大概有六七百人。”
据组织者透露，今年有逾6.5万人参加了游行。其中包括大批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少量来自大陆的人员。两岸政府设定了严格的签证要求，致使大部分大陆人赴台受限。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同性恋活动基本上采取不干涉政策，但中国没有为同性恋者提供法律保护。而且，随着中国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当局对艾滋病相关团体及倡导同性恋权益的人士的宽容度也在降低。
来自东京的电视台员工广男(Hiro)举着巨大的彩虹旗走在人群中。48岁的广男称，这是他第八次参加同志游行。“对于日本同性恋者来说，这是年度盛会，”他说。由于担心可能会给工作带来问题，他拒绝透露全名。“我只希望我们能像台湾人一样勇敢，能在日本做类似的事情。”
在一旁观看游行的林志杰(Jay Lin)现年46岁，他表示自己觉得在经济放缓时，台湾可以做更多事情来推动相互宽容的社会风气。“我们在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人权问题上的指路明灯，”今年创办了台湾首个同性恋影展的林志杰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卖点，如果政府够聪明的话，他们会认识到，这是我们的软实力，并向世界其他地方推广。”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Chen Jieha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陈柳、许欣